医疗和卫生两大保护神

作者：孙君泓  

2020年4月8日，新冠肺炎疫情最先发现之地武汉在封城76天后解封。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COVID-19的冠状病毒病成为百年一遇的全球大流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4月8日20:08时(美国东部时间)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116个国家和地区确诊病例累计1,504,388例，死亡病例为88,294例。

表1. 按死亡例数排序前10名国家

如何应对这场COVID-19全球大流行对各个国家都是一场考试。中国在首先迎考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中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值得全球借鉴。最具说服力的统计数据是14亿人口的大国，每10万人口死于COVID-19的人数仅为0.24，大大低于所有其他表列国家（表1），这个成绩胜于雄辩，是对那些污名化中国的人最有力的回击。

我们要清醒地预见这场大疫给世界秩序和格局以及经济造成的影响，中国要有充分准备应对严峻的挑战。最根本的是要把自己国家强大起来，医疗卫生是其中重要部分。以治病为主的医疗体系和以防病为主的公共卫生体系相辅相成，有机融合，人民健康方有保障。以下分述医疗和卫生这两个人民生命健康的保护神。

一、全民医保契机来临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我们的确看到许多贫困地区脱帽了。可是这场瘟疫让我们意识到，全民医保才是脱贫攻坚战的结局之战。以此疫为例，如果没有国家免费检测、收治患者，以举国之力援助疫区，疫情不可能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采用封城、全民宅家、关闭公共场所、延迟复工开学等防控干预措施后，疫情控制初战告捷。借抗疫东风实现全民医保正当时，我们不可错失良机。

（一） 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2月28日发布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全国共有医院3.4万个，其中公立医院1.2万个，民营医院2.2万个。公立医院在此次疫情中的作用不言而喻，而一床难求的困局曾多日无解。从保障人民生命健康而言，公立医院应该坚持其公益性，不应着眼于经济利益，一味追求创收。公立医院的建设应该加强，医护人员配备应该到位。实行医药分家，医检分家。

（二）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

分级医疗是全民医保的基础，培养全科医生（家庭医生），提供基本医疗保健为主的初级卫生保健网络，使之成为首诊和常诊之地，仅在需要时转给专科医生/医院，从根本上改变全民涌进医院导致看病难。虽然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表明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96.0万个，包括乡镇卫生院3.6万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5万个，村卫生室62.1万个，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分级医疗体系。患者优先选择大型公立医院，这在平时就是人们感觉到的看病难，大疫中甚至造成医疗挤兑。疫情后要加强建设初级卫生保健网络，配备合理数量的全科（家庭）医生，使其真正成为全民医保的首诊和常诊之地。澳大利亚的全民医保和抗疫经验可以参考。

澳大利亚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中的抗疫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值得称赞，目前已连续一周新增病例数稳中有降，截至2020年4月8日，确诊病例总数6,010例，死亡50例，10万人口死亡数0.2。这与澳大利亚联邦及州政府实施边境控制、严格检疫和隔离、关闭公共场所、推行社交距离、限制出行、拨款建立临时发热诊所及资助检测方法、药物和疫苗开发等措施有关。这里特别要提到全民医保的初级医疗卫生体系在疫情中的表现。为了减少亲临诊所交叉感染的风险，政府倡导并拨款1亿澳元设立远程医疗项目，后又追加6.69亿澳元，使所有澳人都可通过电话或视频问诊而不必到诊所就诊。澳大利亚全民医保有成熟的初级医疗卫生体系基础，病人在社区医疗中心就诊，大多数人都有固定的家庭医生，医生对病人的基础疾病和用药十分熟悉。一旦推出新的远程医疗项目，好比水到渠成。电话/视频问诊直接解决不出门就看医生，处方和药物都送上门，起到防控疫情并保持病人正常医疗需求。

（三） 医务人员的地位和待遇

中国医生的待遇与西方国家医生的高收入和高社会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医生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还不时受到病患和/或家属的无礼对待甚至威胁生命。此次防控阻击战中广大医务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坚守战疫第一线，全国超4万医务人员义无反顾驰援湖北。据2月14日国新办发布会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通报：截至2月11日24时，全国共报告医务人员感染新冠肺炎1716例，占全国确诊病例的3.8%，有6位医务人员不幸逝世，占全国死亡病例的0.4%。2月22日，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将湖北省（含援湖北医疗队）一线医务人员薪酬水平提高2倍等十方面措施，深得人心。强烈建议疫情过后应全面提高医务人员薪酬待遇，改善医务人员社会和经济地位。医院设安检，加强保安，严防、严惩伤医犯罪。

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一）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预防为主，防病胜于治病貌似人人都懂，实际上并未得到重视。虽然国家统计局报告2019年中国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1.7万个，其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456个，卫生监督所3106个，但是公共卫生体系由于不受重视，日益处于边缘化，人才流失，难以维系。此次大疫告诉我们，要想战胜突发疫情，必须要有平时的储备。中国的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数量和质量都不够，应该从教育源头抓起。从中国内地来看，共有34所高校拥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第四轮学科评估国内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处于A类高校共有5所（南京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复旦大学）。大学应增加设立公共卫生学院，培养更多公共卫生专业人才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国家卫生安全需要。此次疫情初期反应迟缓、防控不严，与非专业人士担任地方卫生部门领导有关。应汲取教训，卫生部门负责人应有公共卫生学学历，具有现代管理思想和技能。公共卫生体系要加强延揽人才，提高薪资水平和待遇。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2002年1月23日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更名重组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成立。与美国疾控中心CDC强大的政治和财政支持、相当大的独立行动权力、其主任直接向总统负责的情况相比，中国疾控中心的财力和权力都非常有限。在非典疫情后，中国建立了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但在此次疫情初期，并没有很好地起作用。总结经验教训，明确疾控体系在国家卫生安全中的主导作用，研究制定公共卫生母法，提升现代化设备和信息系统，建立传染病监控基层网络和上报机制，及时发现疫情苗头，保持信息公开透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建立模型计算中心，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此次疫情中人民群众的表现说明即时通报疫情并不会造成恐慌和社会动乱，反而有助于群众自觉遵守各项防控措施，因此可以建立覆盖全国的疫情报告监测预警系统。

平战结合设置床位，北京在非典期间建造的小汤山医院此次疫情重新启用，武汉新建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可照此办理。各大城市应建有公共卫生中心，像上海就做的很好，一旦有疫情发生，就可集中收治，得到最好的治疗。综合医院的部分病区按传染病/重症病房要求建设，在疫情爆发时可根据需要改为传染病房或ICU。国家和地方都应有充足的医疗物资储备。

（三）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

到目前为止，新冠病毒还没有特效药物和疫苗。在检测方法上已经有了很多创新和改进，使检出率提高，检测时间缩短，有利于诊断和预后。但是防控手段还是经典的隔离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者。直到研发出特效药和疫苗，人类才算战胜新冠病毒，而达到这个阶段，还需要至少1-2年时间，或许更长。新冠病毒对人类的攻击是不分种族、不分国界的，国际抗疫合作是应该提倡的。